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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之巅第一章“帝国的余辉”登出来后,有一些朗讯的朋友和我争辩认为他们公司还在发展,并不只有余辉。我讲,你们是在发展,而且从语音通信量上看,不到十年增加了一倍多也不算慢,但是语音通信在整个世界通信量中的比重从占统治地位降到一个附庸地位。全世界能花在通信设备上的钱数几乎是一个常数(以每年几个百分点增长),而越来越多的钱花在了数据通信设备例如思科的设备,而不是传统的程控交换机上,(更何况思科也在抢交换机的市场)。虽然朗讯也可以做类似思科用于互联网的产品,但是,它们在技术上已经没有了优势,在资金上严重短缺。思科扣除债务拥有一百六十亿美元的现金,而其他电信设备制造商如阿尔卡特/朗讯、北电等等,扣除债务后是零现金或者是负数。因此,思科自从诞生,就处在了一个想不挣钱都难的行业,而朗讯则进入一个神仙也没办法的时代。今天,旧金山附近恐怕已经找不到一块金矿石了,“旧金山”这个名字只能代表它过去的历史。也许有一天,硅谷没剩下一家半导体公司,那时大家会说这里曾经有过半导体工业。但是它绝不会像底特律和匹兹堡那样从此衰落下去,而仍然会是世界科技之都,因为硅没有了而创新留下来了。硅谷的竞争仍然会很激烈,不断会有旧的公司消亡,旧的产业衰退,又不断会有新的公司创立和成长,新的产业诞生和繁荣。硅谷过去是、今天是明天还是年轻人梦开始的地方。三个人再次找到亚平,亚平请他的朋友,斯坦福大学电机工程系的查理曼教授作了评估,证实了山姆等人的技术是先进的并有相当的复杂度,而且有专利保护,别人不易抄袭模仿。亚平觉得可以投资了,他和他的天使投资团觉得山姆、强尼和迪克的工作到目前为止值(未融资前)一百五十万美元,而三个创业者觉得他们的工作值二百五十万,最后商定定价二百万(注:对公司的估价方法有按融资前估价,即Pre-Money,和融资后估价,即Post-Money两种。从本质上讲,这两种方法是一样的,我们这里的估计都以Pre-Money来计算)。亚平和他的投资团投入五十万,占到股份的20%。同时,亚平提出下列要求:欧洲杯网上买球票在太阳公司,至少有两个人从中吸取了教训,就是后来成为GoogleCEO的施密特和太阳现在的CEO强纳森-施瓦茨(JonathonSchwartz)。施密特当时是太阳公司主管软件的副总裁,他从太阳失败的教训中总结出了反摩尔定理,我们已经介绍过。施密特认识到依靠硬件的利润是不断下降的,而IT服务业的利润则是恒定的(并随着通货膨胀而略有增加)。如果说施密特是理论家,施瓦茨则是实践家,后者着手太阳公司从硬件制造商到IT服务的转型。遗憾的是,当时马可尼里领导的太阳公司没有看到、也很难看到这一点。

欧洲杯网上买球票在通信领域,规则比技术更有利于一个公司占领市场。随着奥运会的召开和苹果第二代电话iPhone的推出,第三代手机又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主导第三代手机技术的公司不是热门的iPhone制造商苹果公司,也不是今天最大的手机厂商诺基亚,而是曝光率并不高的高通公司(QualComm)。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通公司是第三代手机和无线通信的规则制定者。虽然第三代无线通信的技术CDMA早在越战时就为美军使用,并且全世界掌握该技术的人非常多,但是将CDMA用于手机通信的最早解决方案(CDMA2000)是由高通公司提出的。CDMA2000很快便成为了国际标准。高通公司通过专利保护几乎堵死了任何绕过其专利的解决方案,进而达到了主导3G手机市场的目的。高通公司做事一向很霸道,专利费极其昂贵,它向每一个手机收四到八美元,超过一部手机所有芯片能带来的利润。这就逼着日本、欧洲和中国不得不搞出了自己的CDMA标准WCDMA(日本和欧洲)和TD-SCDMA(中国)(后来美国又加进了一个WiMax,这样全球共四个标准,但是现在大部分人认为WiMax属于第四代4G的标准)。这些后来的标准在技术上超过了高通公司的CDMA2000解决方案。但是,整个3G市场仍然被高通抢了先机。一方面,高通的CDMA2000以两倍于WCDMA的速度发展,另一方面高通公司在WCDMA中抢占了专利总数的大约30%,而且是最关键的专利(具体数字不是很准确,大致在这个范围)。欧洲以诺基亚公司为首的工业界也拥有大量WCDMA的专利,它们联合了高通公司的竞争对手博通公司(BroadCom)试图挑战高通的权威。高通公司采用擒贼擒王的办法先制住诺基亚,和后者打了很多年专利官司。最后,高通公司威胁不再做WCDMA的芯片,这样它将以WCDMA专利的净拥有者身份阻止诺基亚进入3G市场。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做法,但是高通公司输得起,因为它已经拥有了很大的3G市场,而诺基亚既不能绕过高通公司的专利进入3G市场,也不能从此放弃3G这个新兴的市场,它根本输不起。结果诺基亚不得不低头,今年七月二十五日,两家公司达成和解,高通公司将专利费做了下调。即使下调后,诺基亚仍将支付给高通公司巨额的专利费(细节没有公布,据估计诺基亚在今后十五年内,每部手机仍将付给高通几美元),高通公司从此将在WCDMA市场上唱主角。当天原本是高通公司公布业绩的日子,高通公司临时通知媒体业绩公布时间将推迟几小时,敏感的华尔街已经感觉到高通公司很可能搞定了诺基亚,股价在盘后大幅上涨。果然,几个小时后高通公司公布业绩时宣布了这个好消息,股价猛涨了近20%。而它的竞争对手博通公司的股价则一落千丈,标志着整个行业挑战高通的失败。虽然在欧洲、日本和中国,各自的手机厂家和运营商占有先天之利,但是其3G无线通信至今依然在高通公司的阴影下运作,因为后者的标准已经成为行业普遍遵守的规则。中国政府已经投入了数千亿人民币扶植自己的标准,但现在看来阻止高通主导中国市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欧洲、日本和中国的政府进行强制性干预,高通公司制定的3G的游戏规则将越来越强化。摩托罗拉公司原名加尔文制造公司(GalvinManufacturingCorp),创立于1928年,由创始人之一的保罗.加尔文的名字命名。它最早是生产汽车里的收音机的,摩托罗拉则是这种收音机的品牌。摩托罗拉一词Motorola的前五个字母Motor表示汽车,ola是美国很多商品名称喜欢用的后缀,比如可口可乐CocaCola。二战前,美国军方已经认识到无线电通信的重要性,开始研制便携式无线通信工具,并且自己研制出一款报话机(WalkieTalkie)SCR-194。但是非常笨重,不很适用。摩托罗拉的一些工程师参与了这项研究。1940年,摩托罗拉研制出真正用于战场的报话机,就是上面照片中的SCR300。1942年,摩托罗拉公司再接再厉,研制出“手提式”的对讲机(HandyTalkie)SCR-536。见下图:和抵押贷款不同,风险投资是无抵押的,一旦投资失败就血本全无。因此,风投资本家必须有办法确认接受投资的人是老老实实用这笔钱创业的实业家,而不是卷了钱就跑了的骗子(事实上,风险投资钱被骗的事件还时有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任总统的努力,美国建立起了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SocialSecuritySystem)和信用制度(CreditSystem),使得美国整个社会都建立在信用(Credit)这一基础之上。每个人(和每个公司)都有一个信用记录,通过其社会保险号可以查到。美国社会对一个人最初的假定都是清白和诚实的(InnocentandHonest),但是只要发现某个人有一次不诚实的行为,这个人的信用就完蛋了——再不会有任何银行借给他钱,而他的话也永远不能成为法庭上的证据。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诚信上犯了错误,改了也不是好人。全美国有了这样的信用基础,银行就敢把钱在没有抵押的情况下借出去,投资人也敢把钱交给一无所有的创业者去创业。不仅如此,只要创业者是真正的人才,严格按合同去执行,尽了最大努力,即使失败了,风投公司以后还会愿意给他投资。美国人不怕失败,也宽容失败者。大家普遍相信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一点在世界其它国家很难做到(当然,如果创业者是以创业为名骗取投资,他今后的路便全被堵死了)。美国工业化时间长,商业发达,和商业有关的法律健全,也容易保护风险投资。

这里面要说几句“现成市场”的重要性,因为一个新兴公司不可能等好几年时间,等市场培养成熟才开始销售。事实上有很多失败的例子是技术、产品都很好,但市场条件不成熟。比如当年甲骨文搞的网络PC,从创意到产品都不错,但是当时既没有普及高速上网,更没有强大的数据中心,因此失败了。直到十年后的今天,Google提出“云计算”的概念并建立了全球相联的超级数据中心,拉里-埃里森的这个梦想才可能成为现实。但是,没有一个小公司能等得起十年。郭士纳像个高明的医生,开始一直千疮百孔的IBM。他的第一招用他自己的话讲是将IBM溶解掉,通俗地讲,就是开源节流。他首先裁掉了一些冗余的部门和一些毫无前途的项目。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操作系统OS/2的项目。这样,人员相应减少了,费用自然降低了。但是,短时间内增加收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郭士纳的做法是卖掉一些资产。如果去过IBMAlmaden实验室的人都会发现,那座非常豪华的大楼非常不对称,似乎只盖了一半。事实上的确如此,IBM当时盖了一半没钱了,就留下了这座烂尾楼(见附图)。而且,郭士纳还想把盖好的这一半卖掉,只是这座楼盖得实在太贵,在九十年代初美国经济不景气时,没有公司买得起,它才得以留在IBM。郭士纳事后讲,这些裁撤部门和卖资产的决定,不仅是他在IBM,也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这时,AT&T设备制造部门的执行官们短视地提出分家的建议。他们的理由似乎有道理,因为AT&T和另外两家长途电话公司MCI和Sprint是竞争关系,后者拒绝购买AT&T的电话设备,如果成立一家独立的设备公司,就可以做MCI和Sprint的生意了。但是这种一次性的销售增长显然对一个公司长期增长意思不大。这一点AT&T无数的管理者和员工都看到了。我亲身经历了AT&T的那次分家。1996年夏天,贝尔实验室一分为二,大家从茉莉山的大楼里搬到弗伦翰工业园,天天谈的就是分家的事。很多人觉得,设备部门为了MCI和Sprint的市场,离开收入和利润都很稳定的AT&T可能得不偿失。几年后他们的预言不幸言中。但是在当时,即使AT&T的高管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对公司也没有绝对的控制。AT&T几个执行官们手上的股票远不如华尔街投资银行控制的多。说句不好听的,AT&T的总裁们并不真正拥有公司。他们之中不乏有远见者,但是根本左右不了董事会。更何况公司的长期利益和他们没有太大关系。如果能在任期内狠狠捞一把,何乐而不为呢?作为华尔街的投资公司,他们关心的是手中的股票何时能翻番。一九九五年正是一个机会,整个股市长势很好,在这时将设备制造部门和电信服务部门分开,那么前者的股票一定会飞涨。华尔街看到了这一点,公司的老总们懂得这一点,公司大量拥有股权的员工们也明白这一点。本来大家都是明白人,但是利令智昏。一场杀鸡取卵的分家就开始了。欧洲杯网上买球票英特尔在微软的帮助下,在商业上打赢了对摩托罗拉一战。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它在技术上又和全世界打了一战。

为什么在信息产业的公司比传统工业的容易形成主导优势呢?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原因。首先是不同的成本在这两种工业中占得比例相差太大。传统行业研发成本低,但各种制造成本和销售成本是非常高的。研发成本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来抵消,而制造成本则不能。传统工业扩大一千倍生意通常意味着同时增加几百倍的成本。以石油工业为例,最主要的成本是获得油田的成本。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美国的埃克森美孚公司获得俄国油田开采权的成本要比英国石油公司(BP)和英荷壳牌(Shell)高得多。因此埃克森美孚到一定规模后进一步扩展的成本就非常高。在汽车工业中,制造成本(还不包括研制、市场和销售)占汽车售价的一大半,即使销售额增加了一倍,也提高不了多少利润率。总的来讲,一个汽车公司要扩大一倍营业额,基本上意味着公司规模要扩大一倍,建大一倍的工厂,雇多一倍的人。这时公司就不可能有它规模小的时候效率高,利润率甚至可能下降。因此它扩张到一定规模后也会慢下来。谈到麦金托什,必须提两点,第一,它的交互式图形窗口界面最早是从施乐(Xerox)公司帕洛阿图(PaloAlto,斯坦福大学所在地)实验室(Parc)研制出来的。帕罗阿图实验室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创新同时也是最不会将发明创造变成商品的地方。它另一个改变了世界但是没有为施乐带来任何好处的发明是今天每个人都用的以太网。虽然苹果公司在图形界面用于操作系统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由于它毕竟最先由施乐发明,因此苹果在后来对微软的官司上并没有赚到便宜。第二,苹果走了一条封闭的道路,它不允许别人造兼容机,以便独吞PC市场。如果苹果开放了麦金托什的硬件技术,允许其他硬件厂商进入市场,我们今天可能使用的就不是IBMPC系列,而是苹果系列了。但是,因为苹果可能在硬件上竞争不过兼容机厂商,因此它只能扮演一个像微软一样的以操作系统为核心的软件公司角色。这时,两种系列的个人电脑胜负的关键就要看苹果和微软在操作系统上的决斗了。在没有兼容机帮忙的情况下,苹果无法挑战微软,虽然它努力试过,但最终败了下来。让我们回到1999年,看一看决定惠普命运的两次拆分和并购。1999年时,惠普的产品线分成三个方向:传统的科学仪器,比如万用表示波器;医疗仪器,比如核磁共振;计算机及其外设。我们不妨看一看惠普在这三个领域的前景。最近,随着Google基于Android开源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问世。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厂商诺基亚宣布它可能会开放它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Symbian。但是,我个人预测诺基亚这件事做不成,或者说做不彻底。它会开放一些源代码,目的是让别人为它做软件,而不是帮助别人做兼容诺基亚的手机。因为选择后面这条路,就断了它自己的财路。诺基亚和微软不同,后者本身不做手机硬件,靠单纯卖手机操作系统挣钱,世界上采用它的操作系统的手机商家越多越好。诺基亚在手机领域相当于二十年前苹果在微机领域一样,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手机本身挣钱,别的牌子的手机卖多了它自己的就卖少了。这也是由于诺基亚作为手机厂商的基因使然。Google则不同,它从来没有想去挣硬件的钱,而只是希望人们通过硬件来使用它的搜索。因此,它希望采用它的Android手机操作系统的制造商越多越好。由于诺基亚和Google的基因不同,商业模式不同,在手机领域的做法就会不同,当然最后的结果也会不同。

从一百年前算起,AT&T公司、IBM公司、苹果公司(Apple)、英特尔(Intel)公司、微软(Microsoft)公司、思科公司(Cisco)公司、雅虎(Yahoo)公司和谷歌(Google)公司都先后被幸运地推到了浪尖。虽然,它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中间有些已经衰落或者正在衰落,但是它们都极度辉煌过。它们都曾经是全球性的帝国,统治着自己所在的产业。靠斯坦福夫人的年金补贴学校毕竟不能使学校长期维持下去。斯坦福夫人亲自动身去了首都华盛顿,向当时美国的总统克里夫兰寻求帮助。最终,美国最高法院解冻了斯坦福夫妇在他们铁路公司的资产。斯坦福妇人当即将这些资产卖掉,将全部的一千一百万美元交给了学校的董事会。斯坦福大学早期最艰难的六年终于熬过去了。乔丹校长赞扬道:“这时期,整个学校的命运完全靠一个善良妇女的爱心来维系。”今天,不仅是几十万斯坦福校友,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感谢斯坦福夫人。她用她的爱心,靠她坚韧不拔的毅力开创出一所改变世界的大学。除了绿色能源外,KPCB主要的投资集中在IT和生命科学领域。在IT领域,KPCB将重点放在下面六个方向:硅谷相对于美国其它地方是机会最多也是最均等的。因此虽然这里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还是不断有人愿意来。全世界很多国家想学习硅谷建立自己的科技园,但是至今没有一个能像硅谷这么成功的。我想这些科技园的管理者们,也许首先应该问问自己是否为创业者提供了同等的机会,还是将人按照财富、经历、名气预先分为了三六九等。(我对一些科技园按照学历、职称引进人才和投资额招商很不以为然。)自古英雄不问出处,今天落魄的学子可能就是明天业界的领袖。

公平地讲,摩托罗拉的手机仍然是同类手机中信号最好,最可靠的,作为只用手机打电话的我,在使用过各个厂家的手机后,还是最推崇摩托罗拉的。但是,在亚洲,手机不仅仅是一个电话,它是个人通信的平台,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有人在上面镶上钻石作为身份的象征。(这有点像两百年前欧洲人的手杖,其实不是为了支撑身体。)在满足后者需求上,诺基亚和以三星为首的亚洲做到更好。虽然目前华为的市场占有率按营业额计算只有思科的四分之一,但是前途不可限量。这不仅因为华为以比思科更快的速度发展,更重要的是华为将思科拖入了“中国制造”效应的阴影中,这是后者极不愿意的。我们在以后会专门讨论“中国制造”的效应。它基本的影响是,当一个原本只能在美欧生产的产品,经过一段时间则可以过渡到日本和韩国,进而落脚于中国。美欧公司能赚钱的时间只有从美国到中国这段时间差,以前这段时间可以长达数十年,现在只有几年。一旦一项产品可以由中国制造,那么它的利润空间就会薄到让美欧公司退出市场。现在,思科和华为的竞争就是在这种阴影笼罩下。因为华为已经可以生产和思科匹敌但是价格便宜许多的低端网络设备,因此,思科相应产品的利润已经被华为封顶。思科内部存在一个和IBM类似的问题,一些部门虽然毛利率相比整个行业并不低,但是扣除研发、市场和管理等费用,就成为亏损部门。在华尔街的压力下,它不得不放弃这些低利润的产品。当然,思科在高端产品和新产品上的优势是华为短期内无法相比的,但是,如果一个公司只剩下高端产品,那么它就在也不能成为全行业的垄断者。欧洲杯网上买球票我不厌其烦地计算每一个阶段创始人和投资人的股权和价值,是想为那些想求助于风险投资创业的人提供一个参考。我遇到了许多创业者,他们在接触投资人时几乎毫无融资的经验,有些漫天要价,有些把自己贬得一钱不值。我们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风险投资必须是渐进的,在每一个阶段需要多少钱投入多少钱,这样对投资者和创业者都有好处。对投资者来讲,没有任何一家投资商会在刚开始时就把今后五年的开销全包了的,这样风险太大。对创业者来讲,早期的公司股价都不会高,过早大量融资会使得自己的股权占得太低,自己不但在经济上不划算,而且还会失去对公司的控制,甚至在创业的一半就被投资人赶走。在上面的例子中,天使投资人和风投一共投入两千零五十万美元,在上市前占到43%,三个创始人和其他员工占57%。如果在最初公司估价只有两百万时就融资两千多万,到上市前,投资方将占股份的80%以上,而创始人和员工占不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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